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《人境庐诗草》,附记有云,“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,《日本国志》非黄公度所作,乃是姚栋的原著。友人闻之骇怪,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,不佞愧无以对。假如所说的是姚文栋,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,因为我有他的一部《日本地理兵要》,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成《日本国志》那样书的。”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同,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,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。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,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。姚集名曰“读海外奇书室杂著”,中缝则题曰“东槎杂著”,共文二十四篇,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,有《陈元赟先生事略》尚可读,余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论时务而已。卷末有《日本国志凡例》,作于光绪甲申九月,云全书十卷,分记东西两京,畿内,东海道等七道,每道以国为纲,首疆域,继以形势沿革,以至物产,凡二十四门,盖是地志体裁,末有未备一条,自言刑法食货等皆未及记,后之君子尚其补诸。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,见姚氏编《海外同人集》卷上,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,集其大成,凡例记采用书籍共九十九部,亦均是旧地志也。由此观之,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,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,但若与黄著相比,则不可同日而语矣。黄著四十卷,地理才有三卷,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,若其最有特色,前无古人者,当推学术礼俗二志,有见识,有风趣,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,乃能有此耳。若说瑜不掩瑕,则文中惜不注出处,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栲亭之《艺苑日涉》中民间岁时,寺门静轩之《江户繁昌记》,往往一篇一卷全文录入,如能随处注明,体例当更为完善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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